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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兰台将为大家带来一则充满“反直觉”的历史资料。
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皇帝们依然信任并重用来自少数民族的军人,甚至更加倾向让这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人担任自己身边的贴身卫士。这种做法,显得格外出人意料。
请大家不要误会,这可不是兰台的臆测或臆断,确实有研究支撑这一观点。
研究这一现象的,是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历史学会等学术机构的多位理事以及学术权威,像李鸿宾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李鸿宾教授不仅是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长城博物馆的学术委员,还兼任多个学术职务。他在论文《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九牛网中九牛网,深入分析了唐朝皇帝为何在安史之乱后仍然偏爱少数民族出身的侍卫。
李鸿宾教授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释。
展开剩余74%他特别考察了唐德宗、唐穆宗、唐敬宗三代皇帝对侍卫总管何文哲的倚重。何文哲虽然拥有一个汉姓“何”,但实际上,他的祖先来自遥远的阿富汗地区——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他家族自唐高宗时期便归附唐朝,世代为禁军效力。何文哲个人在唐德宗时期进入神策军,逐步晋升,最终在唐敬宗时期担任中级将领,参与平定了张韶之乱。唐敬宗去世后,他还参与了唐文宗的即位过程。唐文宗曾公开称赞何文哲:“社稷今存是卿之力。”意思是说,唐朝能在乱世中幸存下来,何文哲的作用不可或缺。
那么,为何唐朝三位皇帝会如此重用一个“阿富汗后裔”呢?
李鸿宾教授的分析给出了答案: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军人,尤其是来自昭武九姓的族群,大多没有儒学传统,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这使得他们在军事上尤为突出,且他们几代人都从事军职,尤其是在唐朝的禁军中服役。因此,这些军人通常更能得皇帝的信任。
而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人虽然在唐朝服役了几代人,但依旧常常受到排斥,他们与汉族士大夫和关陇门阀几乎没有联系,社会背景相对单纯,不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这让唐朝皇帝觉得他们是更为忠诚的力量。
此外,李鸿宾教授还提到了一些忠诚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些人更愿意为皇帝效力。例如,安藏金曾为唐睿宗辩冤,石神福即便和唐玄宗的队伍失散,仍主动投军并且战斗异常勇猛;仆固怀恩为唐朝捐躯家族成员多达46人;石演芬宁愿被杀也不叛变,这些都展现了少数民族军人对皇帝的忠诚,令唐朝的皇帝更加信赖他们。
唐德宗继位后,试图恢复唐朝在安史之乱前的权威,但却遇到藩镇武人的军事对抗,其中朔方军甚至发生了叛乱。这使得唐德宗急需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力量。
因此,唐德宗决定大量招募少数民族士兵加入新组建的神策军,而这支神策军正好能有效防止藩镇武人造反。事实上,唐德宗还将滞留在长安的4000多名少数民族及其后代编入了神策军。大量少数民族士兵的加入,也使得何文哲等少数民族将领继续受到重用。
不仅仅是在东方,西方的帝王也喜欢使用少数民族战士作为自己的卫队。拜占庭帝国的瓦良格卫队便由来自北欧的士兵组成,这些士兵不属于希腊族裔,因此更能让拜占庭皇帝放心。同样的,唐朝皇帝更倾向于信任和重用来自少数民族的军人,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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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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